民间收藏古蜀玉器中的伏羲女娲

朱文灿 朱 帆

一、有关伏羲、女娲的传说记载

早在6500万年前，地球上就已出现了蛇类，蛇是无足的爬行动物的总称，属于有鳞目。所有蛇类都是肉食性动物。它们没有像恐龙一样灭绝，而以强大的生命力在大自然的残酷淘汰规律中繁衍至今。远古时代，地球上曾经出现过5种巨蛇，它们分别是沃那比蛇、印度古裂口巨蛇、玛德松纳蛇、泰坦蟒以及吞象之蛇，而其中生活在5800万年以前的巨兽泰坦蟒又是它们当中最大的蛇。据2002年在哥伦比亚拉瓜吉拉Cerrejon煤矿发现的28个标本化石显示，泰坦蟒的体重超过1吨，身体最粗处可达1米多，最长者可以达到15米以上。

蛇的象征含义几乎多于其他任何一种动物。一般认为，大蛇为蟒，大蟒为蚺。蛇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小龙。已知蛇的最早记载见于《史记·三皇本纪》，书中说伏羲和女娲这二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都是“蛇身人首”。西汉王充在《论衡》里说：“龙或时似蛇，蛇或时似龙。”郑玄注《尚书大传》云：“龙，虫(蛇)之生于渊，行于无形，游于天者以。属天。蛇，龙之类以，或曰：龙无角者曰蛇。”

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云：“西南有巴国，太生咸乌，咸乌生乘厘，乘厘生后照，后照是始为巴人。”《吕氏春秋·立春纪》云：“其帝太”；高诱注“太，伏羲氏。”所以阆中巴人，为伏羲之后代。《补史记·三皇本纪》云：“太庖羲氏母曰华胥；履大人迹于雷泽，而生疱羲；”《山海经》云：“雷泽中有雷神，龙身而人头”；而《补史记·三皇本纪》称，伏羲为“蛇身人首，有圣德。”古代龙、蛇不分，巴字象蛇，巴人以蛇为图腾，故巴人皆为龙族。《阆中县志》载“太伏羲毋华胥，居于华胥之渚，孕十有二载，而降生于仇夷。”《蜀中名胜记》指出，伏羲兄妹是四川阆中人，生于阆中城南嘉陵江边之“仇夷”，“仇夷”即彭池，亦名南池，南池在今阆中城南七里坝。

图（1）民间收藏人首蛇身玉器

《路史》言：“女娲，伏希(羲)之妹。”卢仝《与异结交》诗“女娲本是伏羲妇”。《文选·鲁灵光殿赋》云：“伏羲鳞身，女娲蛇躯”，言华胥所生子女皆为龙族；川北一带塑像群中，伏羲女娲皆为人首，两者以蛇身相交。《蜀中名胜记》引《学斋占毕》云：“资州地(在蜀)掘得汉碑，有伏羲仓精，初造工业，画卦结绳，以理海内”等语”；所谓“初造工业”，当然是指伏羲在巴蜀画卦、结绳之事。道出了巴蜀文明起源比中原早，和后人对伏羲创造发明的崇敬。

《皇图要览》云：“伏羲化蚕，西陵氏养蚕”；化者“化育”、“化生”也，即孕育之意。伏羲在“远取诸物”中，发现了桑上野蚕。 古埃及神话中，上埃及的保护神是秃鹫女神奈赫贝特，下埃及的保护神是眼镜蛇女神瓦德吉特。在埃及法老的王冠、头巾上，经常出现秃鹫和眼镜蛇标志，象征着统一上下埃及两地的王权。在图坦哈蒙法老黄金面具的前额上，便饰有眼镜蛇和秃鹫的标志。在埃及男女诸神的头饰上，也常见眼镜蛇标志。蛇是尼罗河洪水消退后最早重新出现的动物，赋有巨大的魔力，也被认为是冥府的造物和创世的力量。

在古埃及的八神创世神话中，四个女神都是蛇首人身，四个男神则是蛙首人身。他们互相配对，代表着原初海洋的繁殖性质。太阳神阿蒙的宇宙之相呈现蛇形，自噬自生，蛇身盘绕宇宙，咬着自己的尾巴。每天从白昼到夜晚，不断吞噬自己，黎明又不断从自身再生。象征着宇宙万物不断死而复活，更新循环。公元前的欧洲国家使节，把两条蛇的形象雕刻在拐杖上，作为国际交往中使节专用的权杖，蛇又成为国家和权威的象征。

在古希腊和罗马，关于蛇的神话和传说同样俯比皆是。与人身蛇尾的伏羲与女娲不同，这里的人们更习惯于用具象的蛇来表达“情感”。蛇代表力量、智慧和生命的轮回，并被人们视为心灵守护者及疗愈的象征。当然，作为一种外形魅惑的动物，它有时也被当做复仇与力量的象征。来自意大利卡皮托利尼博物馆的年幼赫拉克勒斯与蛇搏斗像，讲述了一个伟大的故事。赫拉克勒斯是主神宙斯和凡人阿尔克墨涅的儿子，而宙斯的妻子赫拉出于嫉妒，派出两条毒蛇去宫殿里杀赫拉克勒斯，却不料小小年纪的赫拉克勒斯拥有无比的神力，把两条大蛇一一掐死。这些能战胜并驾驭拥有神秘力量的蛇，自然是令人崇拜的了。

蛇还拥有神秘的疗伤作用和强大的繁殖能力，同时也是智慧与神力的化身。西方神话里常见的蛇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，代表着永恒的循环，既有着起死回生的力量，也是象征着邪恶和奸诈的符号。由此可见，蛇在西方文化中衍生出多重意义。我们知道，作为医学的标志“蛇徽”发源于希腊。阿斯克雷波是古希腊伟大的医生，他手持一根盘绕着灵蛇的神杖，云游四方，治病救人。后世出于对神医和灵蛇的崇敬，便以“蛇绕拐杖”作为医学标志。到了近代，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德国以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都用“蛇徽”作为医学标志。上世纪 50 年代前期，中国中华医学会的会徽上也有“蛇徽”。

图（2）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器

据报道，早在 1953 年，科学家 就发现，生物的一种基本遗传物质的结构是双螺旋线的结构形式，竟然与伏羲、女娲尾部相缠绕的造型非常相似。20 世纪末，关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进一步发现，人类的基本遗传基因也是双螺旋结构。

二、 古蜀先民喜蛇、崇蛇

古蜀国地多变的气候、复杂的地形、丰茂的植被与充沛的水源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，让古蜀地域成为动物、植物栖息繁衍的乐园。在与自然的不断接触中，人们对各种动物的认识也体现在古蜀文明之中，安静、神秘、凶猛的蛇的身影更是贯穿于古蜀地区的早期文明之中，且无处不在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巴，虫也，或曰食象它（蛇）。”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记载：“巴蛇食象，三岁而出其骨。”能吞象的蛇，可见非常之大。“蜀”字的甲骨文也是蛇形。据考证，“蜀”字的含义是“人首蛇身”，意即蛇图腾氏族蟠踞之地。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以及民间收藏的蛇形文物，其质朴生动的外形中，隐藏着古蜀时期的祭祀密码，向人们讲述着蛇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先祖沟通天地、与“神”对话的。

广汉三星堆出土10件青铜蛇形器，身躯大多呈S形，为蟠曲状，头微上昂。头上有耳、长眼，眼球呈圆形凸起，尾上卷。蛇身饰有菱形云纹、羽翅纹、卷云纹，有的腹部还饰有鳞甲。青铜蛇形体朴拙，蛇尾上翘，并向前内卷，在其身上饰有菱形纹和鳞甲，头顶及背脊上刻有镂空的刀形羽翅，寓意其拥有飞行的能力。从其出土的埋藏环境看，蛇正是古蜀国在三星堆文化时期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道具之一，而蛇颈下和腹部铸有环钮，推测可能是挂在某种物体上，作为神物膜拜。

距今约3000年前后，古蜀国的统治中心从广汉三星堆转移至成都。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蛇共十余件，均为立体圆雕，造型栩栩如生。石蛇头部向上高高昂起，扁嘴大张，内涂鲜艳的朱砂。红黑两种色彩勾勒出圆睁的眼睛，中间的眼仁部分涂以白色颜料，蛇后颚用朱砂对称地画出两道翻卷至头顶的纹饰。古蜀工匠熟练地依据石料自身的纹理，采用红色的朱砂、黑色的颜料，使蛇的五官被渲染得层次分明。上卷至头顶的红色蛇信，更是紧紧抓住了毒蛇即将攻击的特征，刻画出神秘和凶猛的本性。到了东周时期（公元前770年—前256年），蛇纹也在古蜀兵器、印章上频频出现。在成都博物馆展厅中陈列的一件铜戈上，就有神人握蛇的纹样。蛇纹的载体逐渐从祭祀器、礼器转向了兵器，工具和装饰品。可见人们对蛇的崇拜和迷恋，依然在持续。

四川民间收藏的蔚为壮观的古蜀文化玉石蛇群，把人们的眼光吸引到神秘的古蜀先民爱蛇、敬蛇的深处。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玉石蛇中，最长的蛇 1 米多，短的有 20 余厘米。蛇的造型有直蛇，卷蛇、闭口蛇。也有张口吞鼠的蛇，吐信的蛇。更令人双眼一亮的是，竟然有造型生动形象的双蛇戏珠图案。当然，也有以蛇头作装饰的器物，有以蛇体作柄的玉璋。至于大量以鸟兽人物为题材的玉石器上，都饰有纠缠蟠曲的长蛇。一些表现祭祀、祈年等场景的贮容器盖上，也少不了蛇的身影。

特别是在一套12生肖的玉器中，高踞上方蟠曲的蛇，已经成为高贵的身份和权威的象征。《山海经》中记载：“巴蛇食象，三岁而出其骨，君子服之，无心腹之疾。”早在晋代，郭璞就谈到“巴蛇食象，以蚺蟒吞食鹿子。”在五代《玉堂闲话》的记载中，也有瞿塘峡中蟒蛇吞食鹿子的例证。研究表明，文献记载中蟒蛇的长度折合为15—30米，围在1.2—2.4米。而近现代蟒蛇吞食家猪、山羊、小牛的记载或报道也屡屡可见。

图（3）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器

从动物构造来看，蟒蛇的下颌骨构造特殊，吞食小象是完全可能的。与之相关，在长江三峡地区许多先秦的考古遗址中，发现许多象牙，如大溪文化遗址中就发现象牙。后来的研究也发现，唐宋时期南州、溱州还产有象牙。宋代犀牛还进入万州。显然，先秦时期长江上游原始森林密布，森林中的生物群落保存完整，原始性强，各种野生动物种类多，数量大，这为亚洲象、蟒蛇提供了足够的生存庇护和下层食物链支撑。所以，古蜀先民在同大自然较量的过程中，常常被各种凶禽猛兽所威胁。《韩非子•五蠹中曾记叙，“上古之世，人民少而禽兽众，人民不胜禽兽虫蛇”。表明常常毒伤人类的蛇，为人所畏惧。

《易经》曰：“尺蠖之屈，以求信（神）也，龙蛇之蛰，以存身也。”对古蜀先民来说，蛇是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秘符咒。根据《山海经》的描绘：疆良口里叼蛇，蓐收左耳露蛇，雨师妾手中耍蛇，神于儿身缠两蛇，洞庭怪神头上顶蛇等等。这些描写，在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玉器中，都有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。民间收藏不少雕刻精美的古蜀文化玉蛇。这类造型的蛇线条流畅圆润，构图简练，整体形象富有立体感和强烈的动感。玉版上镌刻的一条蛇口长利齿，口中吐信，身躯上自中脊两侧遍体覆盖大片鳞甲，环曲蟠蜷的身体，构成神秘而庄严的氛围。一个古蜀武士手握一条双眼突出，身躯粗壮，中部向下弯折，身上有鳞，尾上卷的蛇。

武士身上刻有古蜀文字。还有一条体形硕大，颇具写实风格的玉蛇，身上饰菱形纹和鳞甲，头顶和背部有镂空的刀状羽翅，可能是表意其具有飞行功能。侧跪捧蛇古蜀文化玉人平头、大耳、阔嘴，衣裤浮雕纹饰。他手中之蛇造型线条流畅圆润，构图简练，整体形象富有立体感和强烈的动感。一位哲人说，每一件古代艺术作品都会生动地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，对后人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、生产生活、衣食住行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。

古蜀文化玉器中有大量的人首蛇身圆雕作品。它们同中有异，从头顶看，有的戴冠，有的盘发，有的光头，有的平顶。从颈部看，多呈尖角下垂，也有平边。从耳部看，多数有纹饰，实心，耳垂部有孔。从面颊部看，多从鼻翼部向两侧延伸出弧线，用夸张的手法表现深凹的眼眶和眼睛。嘴部均表现为两条平直的线段，强化了神灵的威严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，圆雕的古蜀人的脖子犹如蚕身，身躯纤长，穿着对襟镶边的花上衣，至腰际两体相连，穿一件酷似现代流行的超短裙，短短裙之下，是粗硕丰满、弯曲的蛇身。

近日翻阅史书，得知最早记载女娲的，是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：“有神十人，名曰女娲之肠，化为神，处栗广之野，横道而处。”晋代郭璞注释：“女娲，古神女而帝者，人面蛇身，一日中七十变。其腹化为此神。”战国时候屈原在《楚辞·天问》中写道：“女娲有体，孰制匠之?”东汉王逸注解：“女娲，人头蛇身。”汉代王延寿的《鲁灵光殿赋》也说：“伏羲鳞身,女娲蛇躯。”看来，至少从汉代起，人们就认为女娲是人首蛇身了。伏羲、女娲“人首蛇身”的形象，是先民们在没有文字的时代，口耳相传遗留下来的，始终让人觉得疑惑，上古时代果真有如此传说？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伏羲、女娲玉雕，佐证了他们传说中的形象。

图（4）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器

古蜀文化玉石像中，左为女娲，手举月亮，月中有桂树和蟾蜍。右为伏羲，手举太阳，日中有三足乌。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，两尾相交，头戴冠帽，身穿宽袖长袍，衣带飘飘。这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幅画，实际却隐藏了太多的上古传说。首先，画中的三足乌也叫赤乌。《淮南子·精神篇》中说：“日中有踆乌”。东汉高诱注解：“踆，犹蹲也。谓三足乌。”也就是说，三足乌是蹲在太阳里的神鸟，是太阳的象征。而月亮的象征，则是蟾蜍和桂树。所以，月亮在后世被称为“蟾宫”。

其次，我们必须说一下伏羲。伏羲，名宓羲、庖牺、包牺、伏戏，《史记》写作伏牺，尊称羲皇。东晋王嘉在《拾遗记》中写道：“……又见一神，蛇身人面，示禹八卦之图，列于金版之上。蛇身人神，即羲皇也。”唐代司马贞在《补史记·三皇本纪》中写道：“蛇身人首，有圣德……故曰宓羲氏。”后来朝廷把伏羲与太昊、青帝等神灵合并，称为“太昊伏羲氏”。

1942年，美国赛克勒美术馆收藏了在长沙子弹库出土、距今2300年以上战国中晚期的帛书《创世篇》。帛书上的文字证明了伏羲、女娲源自华渚。伏羲、女娲结为夫妇，生四子。这四子被看作是超越时空的四个天神，四神相隔，转动天地，划分四时、日月、朝夕。划分九州，奠定三天、四极。这篇创世记与《圣经》的创世记比较，更少神话的色彩。可见，伏羲、女娲创造天文、历法，女娲造人以及创立人伦秩序，他们是人祖，不是造物主。

早在四五千年前，古蜀国的能工巧匠们，以高超的技艺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，雕琢为成组、成套精美绝伦的蛇身人面玉石器，说明古蜀国已经拥有一定规模的玉石器加工作坊，玉石器广泛用于祭神祇、拜天地。更揭示了古蜀文化玉石器蛇身人面，具有浓厚宗教祭祀色彩的礼仪用品，是奉献给神灵的礼器。古蜀文化蛇型玉石礼器工艺精湛，种类繁多，足以证明古蜀先民喜蛇、崇蛇。并且已经形成把蛇作为祭祀物的制度。

据摩尔根《古代社会》中的记载，在美洲印第安人里面，有 9 个部落中有蛇氏族，有的甚至以响尾蛇作为氏族的图腾。在澳洲的华伦姆格人，要定期举行一种蛇图腾崇拜的仪式。参加这种仪式的人，用各种颜料涂满全身，打扮成蛇的样子，模仿蛇的活动姿态，扭动身体，且歌且舞，歌唱蛇的历史和威力，以祈求蛇神赐福保佑。蛇图腾崇拜在我国原始社会中也同样存在。 《山海经》里有“共工氏蛇身朱发”之说。在《山海经》诸多有关蛇的记载中，较为常见的有三种模式：手操双蛇之人，群蛇衍生之地，招致水旱之怪。作为一种同水有着密切关系的生物，蛇往往会逐水而居，甚至有着能够感知地下水位变化的能力。

《山海经》中所载的蛇的出现，同水旱的关系，或许正是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一种观测结果。在个别地方，蛇本身就是掌管水的神祗。在洪水泛滥的古蜀国时代，人们深患洪水之灾，蛇则称为洪水、雨水的象征，进而成为所谓的神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来看待蛇之所以受到古蜀先民崇拜的原因。 研究认为，，蛇象征色情、性欲及性子等。

据说人体的健康及两性的自然相吸引，都是蛇的作用所致。创世纪中的“蛇”字，本义为“舌的主的主宰”，意即意识里的“色心”及色心的表现。盘蛇所围成的圆圈，代表女性生殖器，恰如圆环或椭圆之象征玄牝，同时也象征两性交媾。据《路史·后纪一》注引《宝椟记》：“帝女游于华胥之渊，感蛇而孕，十三年成庖牺”之说，而多产的蛇，也是上古人类出于生存繁殖的需要而膜拜向往之物。四五千年前的古蜀国境内有很多森林、沼泽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蛇类。

图（5）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器

这些蛇类中有很多是无毒的，而那些毒蛇往往有致命的剧毒，即使在今天如果救助不及时，也可能造成很多灾难和事故，甚至置人于死地。但是，危险并不一定完全导致憎恶。当生存成为困难，对神力的崇拜和对自然的求助，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选择。古蜀社会，女性的社会地位主要来自于生育能力。蛇是卵生动物。

蛇的生存能力、适应能力以及繁殖能力，得到了古蜀先民的重视和崇拜，被看作守护神、保佑丰收的神、母性神、帮助新生和繁殖的神、冥界的神，以及象征权力的神。这些神的职能贯穿在古蜀先民的繁衍、生存、安全和死亡的全过程。而女娲的蛇身就有了这方面的联想和寄托。为什么古蜀文化玉石伏羲、女娲，都是人首蛇身？我们知道，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，底下是狮身，上面是人首。因为，思维、理性是人性的一种表现。“人首”实际上代表着人的理性层面。而蛇身代表本能的层面，代表人还没有脱离动物性的一面。由此，古蜀文化玉石伏羲、女娲是人首蛇身，非常生动有趣地表现了人的两面性，人既有人性的一面，也有动物性的一面。因为伏羲是神和女人交合后所生的神人。所以，伏羲也能缘天梯建木以登天。

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记述：“南海之内，黑水、青水之间，有木名曰建木，大皞爰过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建木”，是众神用来登天专用的。所以“建木在都广，众帝所自上下。日中无景，呼而无响，盖天地之中也。”而“大皞爰过”，说的就是始祖伏羲，也能像神一样，攀缘建木，上下往返于天地与神人之间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九引《王子年拾遗记》说：伏羲“坐于方坛之上，听八风之气，乃画八卦。” 有学者认为，八卦反映了上古先民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的最初认识，上古的文字、占卜和许多文化源流，都和八卦有一定的联系。所以，伏羲“画八卦”，实际上是说伏羲时的父系农耕文化，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

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大胆推测，古蜀国的每一个统治者会将自己的王位和神联系在一起，对外宣称自己是神的化身或神的儿子，并要求庶民对其崇拜和绝对服从。因为统治者的命令就是神的旨意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。所以，统治者必须寻找一种强大的事物来象征自己的权力，它既能威慑和杀伤敌对势力，又能保护王位，还能给王位赋予神圣性和权威性，因而，选择蛇来扮演这一角色。

三，玉石蛇群体揭示古蜀国巫政结合的时代特征

古蜀人在开辟自然、挣扎生存的过程中, 常常被各种凶禽猛兽所威胁。盛行于蜀地的“巨蛇”，以其迅捷的速度、巨大的力量和齿间的剧毒，对于古蜀人来说，是一种不可战胜的神秘存在。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中记载：“巫咸国在女丑北，右手操青蛇，左手操赤蛇，在登堡山，群巫所从上下也”。或许这些巫师是借助人们对蛇的崇拜和畏惧，操蛇、玩蛇从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。而蛇也就成为“神”的助手，在祭祀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。

（1）玉石蛇群反映了礼天、礼地的社会需求。《山海经•海外西经》曰：“开明西有凤皇、鸾鸟、皆戴蛇、践蛇、膺有赤蛇。” 说明蛇在古蜀国的祭祀活动中，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当时的巫师借助人们对蛇的崇拜与畏惧，操蛇、玩蛇，于是蛇便成为巫师的工具，以达到震撼和掌控人心的效果。成都金沙遗址石蛇出土时有石蛇和石人搬出。说明石蛇可能是古蜀国巫术活动中的重要物品，在宗教祭祀活动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。处于巫政结合，产生特权阶级时代的古蜀先民，对玉非常钟爱，以玉载礼，寄玉器以人文精神。古蜀文化蛇玉石器群，既是祭祀礼器，又是精美的艺术品。因为先民们认为，只有美的器物，才是可以用来与神交流。说明古蜀国，时代的礼仪玉器，既是宗教活动的道具、权力和地位的标志，又是社会观念的载体，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。

例如，一个玉立人拱手握蛇，面部威严森然，雕琢古朴简练，晶莹可爱。用于祭祀的玉蛇，造型朴实，比例端正，雕刻有繁光的图案装饰，通体磨光，晶莹透体。最富有神秘色彩的还是玉立人脚下的玉琮上的浮雕蛇纹饰，其中伏羲形象最有代表性：圆眼、宽鼻、阔嘴，牙齿外露，耸着肩，双手叉腰，尾巴饱满圆润。

如同一位四川学者所说，古蜀文化玉石蛇群，无不出自于古蜀国时代各类专门手工业劳动者之手，扮演着与文明发展息息相关的礼器的角色。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器物，反映了古蜀国用玉石器物礼天、礼地的社会需求，凝聚了农业、手工业生产者对自己雕琢的艺术品所赋予的信念和情感。所以，古蜀文化玉石蛇群代表着古蜀先民的意识形态，象征着神、权、威、势。

图（6）民间收藏人身蛇尾玉器

另一个四川学者分析认为，古蜀王国要获得玉料，不排除主要渠道包括就地开采、贡纳、贸易以及掠夺。制作玉器需要付出包括治玉设备，技术训练，组织管理，指挥系统，食物供应，仓储保管等在内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和组织等方面的代价。能够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来占有并享用这些贵重物品的，除了古蜀国核心统治者集团而外，没有任何个人和社会集团能够做到。而所有这些物质成果连同蕴涵其中的全部精神成果，都被古蜀国的上层统治者们攫取，占有。这表明，这些手工业作坊已经成为古蜀国的显贵们直接控制的生产领域。

（2）操蛇者的冠式、服饰折射古蜀国生产力和等级观念。古蜀文化玉石蛇群在雕刻艺术上，具有连续、成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图案，以表达其丰富而连贯的精神世界，包括政治观念、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和世界观等。据目前掌握的实物表明，古蜀文化玉石操蛇者有近 10 种形制，各式之间存在着冠式、发式和服饰上的若干区别。

首先分析冠式、发型。古蜀文化玉石操蛇者脸谱基本一致，既分不清男女，也分不清老少，眼睛夸张，具有神秘和严肃的神情。从这一特征可知，操蛇者主要是为宗教活动服务，能够显示身份、等级的，就只有发式和冠帽了。

除了大立人的花状王冠，还有戴象冠、蛇冠、龙冠、平顶帽，编发盘，束发插笋者。古蜀国的国王既有王者之风，又有主神之仪，是主持祭祀的祭司。民间收藏的一幅古蜀文化玉版画上，一位粗眉大眼，身着燕尾长袍，手握活体蛇，赤脚站在方座之上的立人，估计是集古蜀王国的政治、宗教于一身的一国之君，又是群巫之长。他头上的“花状高冠”，远远望去，如同一朵盛开的鲜花一般。冠中部雕刻一轮散发着光热的太阳，照射着旁边无数仿佛在天空中飞翔的翅膀。

另一个玉石操蛇者脑后是从左上斜向右下的饰物。编发盘绕头顶的玉石草蛇 者，很像戴了一圈麻花状的帽箍，耳廓比较浑圆，上面有 3 个穿孔，与绝大多数 头像耳垂只穿一孔者大不相同。象冠玉石操蛇者头发束于冠内，整体上象征大象的头部。帽顶中间。高耸的 蜷曲象鼻，左右两边斜出的是耸得一般高的宽阔象耳;帽体左右侧鼓出象眼，从侧面看就是一副向前昂伸的象头。其次分析服饰。服饰作为礼节的一部分，受到古蜀先民的重视，不同等级的 人有不同的服饰，依规穿戴，不得造次。文献记载，春秋时期的齐景公纵酒，醉 而解衣冠，晏子就批评他失礼。《左传》也说，“良夫紫衣狐裘，至，袒裘，不释剑而食，太子使人数以三罪杀之”。可见衣冠之重要。

图（7）民间收藏吃鼠的玉蛇

民间收藏者有大量的古蜀文化玉珠以及玉手链、玉项链、玉手镯。玉石操蛇者也都穿有耳孔，手腕也似佩有 饰物 。可见，古蜀先民不仅相当讲究服饰，而且形成一套自己的服饰体系。对照文献记载，可见古蜀文化玉石操蛇者的服饰，与《蜀王本纪》所记载的蜀人“椎结左侧”完全一致。服饰史上，“衽”指的就是衣襟，左侧也就是说开口是朝左的。

四五千年前，担任着整个古蜀国军政、祭祀、祈祷的神圣职责，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古蜀文化玉立人，穿着衣襟前后均饰异形龙纹，雍容华贵的王服，双手前伸，围抱活体小龙。古代文献记载用龙纹做衣裳的装饰纹样，最早见于《尚书·益稷》篇，即帝舜训示夏禹用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、藻、火、粉米、宗彝、黼、黻等 12 种，象征王权和帝德的纹样做礼服。古蜀文化操蛇立人像，细腰修身，头戴皇冠，身穿三件套组成的龙纹礼衣，其服装的整体配套和纹饰、裁制结构，都雕塑得清清楚楚。礼衣都是用极匀称遒劲的线条勾勒，细腻生动而富有装饰性。

古蜀文化玉石人首蛇身，宽眼高鼻，脸部被刻画得十分阳刚。它们与众不同的是有十分明显的女性特征：丰乳纤腰，手臂圆润，胸部较宽，乳头突出，全身仅穿一条刚到大腿的超短裙，裙腰有蝴蝶结。裙上有飘逸的柳叶状飘带。它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穿上丝绸的人群。雕琢这批人首蛇身的古蜀先民，似乎广泛听取了刺绣和织锦工匠的意见，才让这些操蛇者的服饰纹路如此清晰生动。古蜀文化玉石操蛇者的服饰有左衽长袍、对襟长袍、右衽长袖短衣、犊鼻裤等，各不相同。冠式上，有花状齿形高冠、平顶冠、双角盔形冠等区别。仪式上， 有椎结、辫发、光头等区别。不论从人类学还是从中国古代文献对古代民族的识 从标准来看，衣、冠、发饰，都是区分族群的最重要的标志。

图（8）民间收藏人首蛇尾玉器，整体形象富有立体感和动感。

就其衣、冠、发式 而言，古蜀文化玉石操蛇者群像，明显地表现了各级臣僚资源的占有模式，以及不同族类的集合。

（3） 传递出古蜀国的统治体系及其机制。古蜀国从距今 5000 年到 2800 年，延续了 2000 多年。空间上的连续性和时间上的稳定性，无可置疑地表明：三星堆遗址作为蜀国之都，是最高权力中心之所在。近几年，三星堆一带又发现了许多建筑遗迹，最大的一处建筑面积达 200 多平方米。这样的建筑可能是一种礼制性质建筑，而非一般的住处。这种贵族社会的礼制性建筑根据后世的推测，可能是祭祀祖先的地方，也可能是祭祀神灵和颁布政令，举行重要典礼的处所。

我们由此想到，与蛇有关的古蜀文化玉器中，往往有鸟、鹰、鱼、龙、虎、鸡、牛、羊等图案一同出现。是否可以理解为，它们是前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各个氏族部落的标志之物呢？各种标志之物的汇集，表明这些族群参加了古蜀国权力阶层的集会，共同构成了古蜀国庞大的统治集团核心。因为，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太庙、明堂与太室，等同于民族学或考古学上的大房子，凡朝觐、祭祖、庆赏、选士、养老、教学等大典都在明堂举行。如果这种推断成立，那么，可见当时的祭祀已发展为神权与王权的专利，担任祭祀职责的少数人已经形成为特权阶层，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社会的权贵。

大量形态极为奇特怪异的古蜀文化玉石蛇群表明，古蜀国众多的原始信仰观念，原始崇拜，成为决定人们关系和行为的精神统治力量，并用各种祭祀神器和祭祀仪式使之稳固下来，形成较为完整的原始宗教体系。表明古蜀文明是有着独立起源、脉络清晰、高度发达的区域性文明。

结束语

古蜀文化玉石蛇群数量之大、制作之精、内涵之丰富，表明古蜀先民对祭祀之 重视，场面之隆重、规格之高、地位之重要、影响之强烈，为上古时代器物中所 罕见。它们构成了古蜀文化所具有的注重造型艺术、吸收多元文化、强化精神观 念等方面的重要特征。古蜀文化玉石蛇群在古蜀国祭祀活动中的大量使用，早于在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 1000 余年。毫无疑问，汉代伏羲、女娲的形象，很有可能是受到古蜀文化影响的结果。从蛇文化因素的孕育、起源到发展，可见古蜀文明是独立起源、独立发展、独具特色、璀璨多姿的一朵奇葩。证明了“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”，古蜀文化“自成一系说”的可信度。